新聞專題

“卻在我的生命中殘喘”

文藝報 | 2020-09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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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人老到一定程度,生命又退回到嬰兒時期,老人心里什么都明白,卻什么都做不了,人,想要有所作為,想自己打理自己的日常,卻一天不如一天。人生的遲暮是如此地悲涼,巨大的孤獨、無助。盡頭是生命的終極地帶,人類每天都在朝著這個地帶奔赴,生命不過是這樣一場悲戚的旋風。” ——《天年》

  陪侍父親在養老院的那三年里,修白見證著“死亡的痛苦過程”,她最終以“非虛構”的方式寫成十五萬字的《天年》,前后講述了石油公司退休職工陳大爺、工廠退休廠醫閔大爺、夏教授、化工廠退休的吳師傅、三甲醫院前院長郜老先生、退休公務員老田、高校退休行政干部趙大媽、離休干部吳大爺等幾位老人生命的最后時光,感慨養老院中的人生百態。“天年”,一種生命距離的遙望。“頤養天年”是對于人生晚年的美好想象、善意告慰和人道承諾,飽含著人類社會對暮年的尊重和送別。文明至此,在一次又一次的慶生之后,不再是社會“勞動人口”的、“退休”的老人們如何自處,何以終老?《天年》盯著那些只見結果的“逝去”,掀起最后的死亡判決。那末了的時間原來與詩意無關,又因疼痛而倍速慢放,死生折磨,其足以撕裂現實生活層層包裹起來的宏觀與微觀,直抵世道人心,像那道“黑暗的閘門”,橫亙在我們的眼前。

  像是盜取了地府閻王判官的生死簿,《天年》以死為因果,講述生的故事。著作九章,每一章主要寫一位老人。“陳大爺,男,87歲,肝癌晚期,石油公司退休職工。”每次講述都如此開頭,再倒敘回眸匆匆交代老人一生行跡,最終目光凝視在養老院窄窄的床鋪上。傾聽、記錄、描述、感慨,取一個題目如《一生最大的遺憾》《死不了的人》《最后的懺悔》《死了也好色》。無論職業、成就、家庭生活還是出身、學識、修養、性格稟賦,到此一步,人無一不可憐,精神孤獨、身體脆弱,被嫌棄、被拒絕,甚至被虐待。“當老人的小女兒告訴我,她父親曾經是散打冠軍的時候,老人竟然張大嘴巴,像孩子一樣痛哭起來?;貞涍^去的任何一件小事,她的父親都會號啕大哭。這個頭腦清晰的男人,時常為自己現在的樣子痛哭流涕。每次女兒給他摳大便,擦洗,都使他狼狽不堪,大哭,情緒失控。”一種“看見”,“看見”生命是如何虐待生命,盛年是如何欺凌老年,人的歸途如何艱辛、委屈、無助。

  “他們究竟是怎樣的兩代人之間的關系,她們的親情是靠孝道還是房產維系?她們不怕臟不怕累,她們比她做得好,但是,她們為什么現在才來,到了老人臨終的時候才出現,她們愛過他嗎?”《天年》里的老人還不屬于社會學視野中那部分無依無靠、窮困潦倒的“弱勢群體”,他們是退休的“城市勞動力人口”,他們被“青春文化”所拋棄?,F代文學的圖景本是一副人生盛年的景象,它以青年人的吶喊開始,從青年人對舊家庭的控訴開始,意圖鞭笞看得見的不合理,暢想更好的現代社會秩序和人生圖景。“老少”“父子”“新舊”等二元對立通過文學意象已悄然地植入社會文化,與經濟社會的“功用價值”“效率認知”“成敗觀念”粗暴結合,與我們對于現代的想象和對幸福的追求邏輯性纏繞,進而形成一種“青春文化”。伴隨著農耕文明的消失,在個人奮斗、法律家庭、超級城市、青春潮流和日日夜夜商業的狂歡下,愚公移山,父父子子的圖景消失,大家庭最終也在城市化,在人口、生育政策中瓦解。養兒防老,多子多福隨之也逐漸在文化和觀念上失效。當生命不再盛年,當人“沒用”,當起居不能自理時,我們怎么辦?

  五十年代末,國家集中建設了一批“敬老院”,“五保”照顧“鰥寡孤獨”(實行保吃、保穿、保燒、保醫、保葬)(兒童保教)。對“敬老院”的記憶、理解和想象不僅潛在地影響了新世紀以來人們對于“養老院”的“孤兒”情感認知,它還深層次地參與了整個社會對于現行“養老院”“養老”“臨終關懷”等問題的想象和行動。關心養老院的建制、發展和現狀,此時早已不止于“五保”的社會道義承擔,而是關心我們終將要面對的晚年時光。“人文主義”被認為是20世紀現代家國想象中根本性的眼光,想象人,認識人,理解人,培養新人——修白在養老院的“觀察”以悲情的筆觸挑戰我們對“人”的理解,描述、感慨、提問又哭泣,在具體的道德、恩怨之中,駐足人、人性、人道,從生命之痛處,再次撐起啟蒙之光,是對“五四”新文學啟蒙傳統的延續。

  “我這個不懂醫學的人,每一個決定都關系到父親的疼痛。而我是如此地不懂死亡,不懂什么叫臨終。”《天年》的“看見”“思考”“呼吁”來自于作者的“私人情感”,她在對父親“最終的送別”中,書寫生命本身的莊嚴和人應該有的肅穆,在一聲聲最后的“懺悔”中倔強地守護著我們對于“人性”,對于“善”的信仰。這也是一本復雜的女兒書,女兒是《天年》的視角、情感、聲音和結構線索。她一再求索如何攙扶父親,護送他體面、圓滿、盡少痛苦地終了。當意識到血緣親情不足以支撐這種守護和送別時,她以“生命”的尊嚴同情、悲憫那些臨終的老人,以愛為燈,點亮那“回老家”時黑暗的路,送他們一程。在這些向死的敘說中,她怒氣沖沖,如修行般沖著死亡叩問作為女兒、女子的不公、不幸。

  像修白這樣一位善于“虛構”的寫作者,為何“非虛構”?她說:“這些死去的老人,他們臨終的生命消失,卻在我的生命中殘喘。我把這些殘喘吐納出來,變成文字。把他們聚合在這里,重現昨日的場景。探究他們的幸福與不幸的根源。”(《〈天年〉創作談》)

  閱讀這本“非虛構”的感受,像歷經一部長篇小說之后,幕布閉合,只見作家走了進來,吸一口氣,舉目四座,跟我們聊她的寫作,一篇創作“后記”。“非虛構”是對“虛構”行為肯定之后的否認,它不是報告文學、散文抑或新聞寫作的變種,而是出自于虛構本身,是對虛構的和盤托出,是無所戒備的訴說。從“虛構”到“非虛構”,從“想象”到“看見”,從美學到肉身,從“藝術”到“宗教”,修白在《天年》中的“非虛構”寫作是此時的生命呼喊求助于文學,力圖以字句的方式,把光引向光的背面,叫人們看見人們所沒有看見的角落和時間。“看見”以天理公道為本心,打量世道人心,它本身就是一種守護,既無力又有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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